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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寂寞的香径独行

2020-06-02 10:41:41 浏览:  作者: 财经杂谈
摘要:孙葆元电视剧《清平乐》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狸猫太子”在乾隆五年的《忠烈侠义传》中,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殊涉不经”,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宫廷中,香阶罗裙,脂粉落花,让人不胜怜惜。以后讲他的故……

宋仁宗:寂寞的香径独行

孙葆元

电视剧《清平乐》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狸猫太子”在乾隆五年的《忠烈侠义传》中,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殊涉不经”,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宫廷中,香阶罗裙,脂粉落花,让人不胜怜惜。以后讲他的故事,无非宫中的儿女情长。其实宋仁宗是一位有进取心的皇帝。《宋史》说他“天性仁孝,喜愠不形于色”。起码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严肃的君主。

澳门新葡亰官方app下载《宋史》载:“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李宸并不是他母亲的姓名,而是封号。《宋史·后妃传》载,她是杭州人,在真宗赵恒朝,被选为“司寝”。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职务;对一个后宫的女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随时都能得到“宠幸”的职位。果不其然,赵恒把她纳入帐中。进入赵恒帐中的李氏晋升为才人,怀孕后又晋升为婉仪,她的儿子继位后,再晋升为顺容。她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与自己亲生的儿子相见。

幼小的赵祯甫一出生就被刘氏皇后强行抱走,《后妃传》说她“以为己子”。刘皇后是太原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可见她是真宗赵恒得力的私闱助手,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奏折,往往熬到中夜,这时候刘后多陪伴着他,所有奏折她都预先看过,每逢真宗问她,都能据实相告。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踞后宫之首,力压三千粉黛。

赵祯投入刘后的怀抱,具体说应该是政治的怀抱。刘后并没有作为母亲的生理能力,而是把孩子交给杨淑妃抚养,她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这样,宫中三位高贵又美丽的女人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母亲、名义母亲和保姆的角色。

赵祯跟着刘后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前面有五位皇兄,可惜先后夭折,他八岁上被立为太子,成为皇权的继承人。乾兴元年二月,真宗赵恒去世。同年,十三岁的赵祯登基,成为仁宗皇帝。刘后也转换身份成为皇太后。史载:“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这个时候,他的生母李氏晋升为宸妃。宋时后宫可设五位妃子,分别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李氏是真宗朝最后一位妃子。然而政治命运主导着她的生活命运,升为宸妃的她被安排去陪伴丈夫真宗的陵寝,永远地离开了活人居住的皇宫。明道元年李宸妃病逝,享年四十六岁。

这一段历史被戏说成宫廷中骨肉离散、母子两分的故事,可见后宫戏由来已久,并不是当代的创新。狸猫换太子是民间的解读,家道伦理,悲欢离合。然而皇家首先是政治家庭,执政是最高理念,诚如恩格斯所说,婚姻是政治的婚姻,赵祯与三个母亲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新闻了。先皇故去,刘太后亲自听政,教导少年皇帝,因为她是后宫一品,这是执政的需要,断没有让李宸妃听政的道理,朝廷理政不是母子过日子。当年就发生了一件事:赵祯下诏,先皇殡葬“山陵诸费,毋赋于民”,既是说,所有殡葬用度不得向民众摊派。“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免除殡仪占地所有民田地租税。这显然不是一个十三岁的皇帝所能做出的决定,决策者是帘幕后失夫的刘太后。

澳门新葡亰官方app下载宋代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刘太后的垂帘在当朝就非议不断,可是“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直到太后死去,燕王才告诉他真相,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这句话极具挑动性,果然仁宗大恸,悲痛地数日不临朝,情感发生巨大裂变。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告诉他,刘太后也是你的母亲,辛勤地教养你,此恩不可忘记。范仲淹在用国家的道理开导宋仁宗。

澳门新葡亰官方app下载杨淑妃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悉心抚养幼小的仁宗,刘后很感激她,想授予她做禁军的侄子一个职务,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让她在所有的司中选一个副职。没想到杨淑妃拒绝了,说:“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只给她的侄子更名为右侍禁。

澳门新葡亰官方app下载三位伟大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成就了宋仁宗四十七年的执政生涯,引导他走上人生香径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一份孤独,终生挥之不去。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跌宕,也看到社稷的跌宕。在治国的时候,他常常不“从私请”而“从公议”,这是当时的法治思想。《清波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嘉祐年间的一天,他与众嫔妃闲聊,后宫皆有等级,那些嫔妃都想擢升,于是撺掇皇帝开恩。“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仁宗说,朝廷没有这个规矩,即使我开恩,有司也不会批准的。妃子们不信:您是圣上,您说一句话,谁敢驳回?宋仁宗被纠缠得没办法,就坐下来“赐封”,一一写下封号。这些嫔妃们不是刘皇后,哪知朝廷的规矩?就高高兴兴地拿着皇帝批的条子去领俸禄。到了有司,人家不认。妃子们急了,就讲道理:这是皇上批的,白纸黑字,你们竟敢不认?有司说:皇上写的也不行,要从公议!“有司不敢用,悉退回。”妃子们讨了个好大的没趣。宋仁宗是按程序办事的,写个条子也不过是和妻妾们闹着玩罢了。所以,他的条子被驳回后,他感激地说,“其助我多矣!”

庆历三年,宋仁宗拜范仲淹主导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确立了十项方案,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是吏治改革的条款。庆历四年,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提出了为官的政治标准,不能不说与这次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这次改革遭到大地主阶级和众多“抑侥幸”官员的抵制,不久就失败了。宋仁宗始终是孤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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